对学生回忆的一点感想

昨天深夜时,在朋友圈读到我一个学生转载另一个学生的文章,是回忆我的,题目是《仰望山上松,愿想游其下》,化用的是谢道韫的诗。这个学生毕业已经三年了,现在某中学教书。文章很长,不但写我,还写了一些自己的经历。虽然文字不加修饰,但好在有真情。我读后颇为感慨,于是就其中一点谈一点想法。

这个学生谈到,他跟着我念研究生三年,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大关心自己学生的读书进展。他的理解是,我对门下学生是否继续读博深造并不看重;或者因为古文字学太艰深了,不想勉强学生。

应该说,他的看法说到了一个方面,但还有另一个方面,恐怕只有我自己才能说得清楚,因为我当年,也是这样的。

1994年,我在北京大学跟随李家浩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。那时候研究生很少,整个中文系,一届也就三十人,好像还包括博士生在内。古文字研究这个方向,只有我一个人。上届还没有学生,只92级有个师兄。其他专业的学生,人数多些。比如我同宿舍的,两个是古代文学专业,虽然方向不同,一个研究魏晋,一个研究明清。加上好几个女生,所以声势挺大。他们经常聚会,学习也很有计划。比如同宿舍檀君学古代文学,每周要向导师交心,谈读书心得,每隔一段时间,还要交一篇读书札记。但我们李家浩先生,基本采取放羊的态度,平时不会管的。我起初很羡慕檀君。不过随即悟到,专业性质不同,是不能效仿的。李家浩先生以考据见长,但要考证古文字材料中的一个字,背后需要巨大的原始材料阅读量,以及精深的文献素养,语言学素养。一个新入门的硕士生,每周去见他,能谈出什么心得?古代文学则无所谓,无论读什么,多少会有点心得,区别只在心得高下而已。

所以,三年间,我很少去找李老师,当然也写过几篇札记给他。记得第一个学期是写《荀子》的读书札记,他看了后,说:“这是俞樾的作风,不是王念孙的作风。”我由此知道,俞樾是不好的,王念孙是伟大的。还有一次谈到词源学,他说:“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,桌子为什么叫桌子,凳子为什么叫凳子,这说得清楚吗?”关于这点,我至今持保留意见。还有一次也是去送一篇读书札记,和考古系某同专业的学生一起去,我考证包山楚简从“来”从“子”的字是“李”字,当时资料获得不易,我不知道郑刚和何琳仪两位先生都已经释为“李”。李先生说:“恐怕不行,释为李,还有很多辞例讲不清楚。”反映了他极为谨慎的学术风格。

就这样,除了上课,我就这样随心所欲读了三年书。勤奋还算勤奋,但到了阅览室,总是把各专业的新书翻一遍,再进入正题。而且相比古文字资料,我更热衷读古书。大约是读研第二年,同学都忙着毕业论文开题,但李老师从来不提什么开题的事。我于是偷偷去问师兄,他笑说:“我们专业开什么题,有什么好开的。我们都是做考证,最后考证出什么东西,是没有预期的。不比文学那些专业,研究哪个诗人作家,研究哪本书,可以事先定好。”

我恍然大悟,也是,考证这种研究,是很有意思的,一切都是未知。考证出新的东西,自己也会很兴奋。但考证往往靠灵感,材料读着读着,就突然顿悟,毫无预期。有时想,那种有明确题目的的论文,不过是些精致的平庸产品罢了。现在的期刊,包括顶级期刊,这样精致的平庸产品比比皆是,注释详赡,格式规范,行文细致,结论或者胡说八道,或者无聊。大概也不过是先想好个题目,然后往里面填东西。

李先生平时放羊,但毕业论文毫不含糊,想在他手下拿学位,很难很难。我的硕士论文不到两万字,考证了七个内容,但也抄写了七遍,因为那时没有电脑,他发回来一次,我就冒着暑热,重抄一次。他的很多修改,都是字词句的修订,最后有一位研究古文字的长者说:“你这个论文,好像是李先生亲手写的,有他的文风。”那是自然,他的修改,把我的行文方式都给覆盖了。

我答辩比其他同学迟一个月,当时也有点委屈,对李老师说:“我们有同学在三四月份还没想到写什么题目,在宿舍急得团团转,五月份就答辩了,还被夸为填补了空白。”我委屈,是因为我的论文,在寒假前就把初稿交给他了,主要考据内容都有了,但修改到六月还没答辩。他说:“你这人没出息,干嘛要跟人比?那些学文学的,聊天都可以写成心得,加点注释就是论文。我们专业不一样,光靠聪明是不行的。当然,聪明也很重要。”

李老师这个硕士学位,确实难拿。

我自己带研究生后,也不愿过问学生的事。一则因为我本身内向,觉得老去打扰学生不大好。二则想,连李老师都不过问学生读书的情况,何况我呢,大概无为而教是最好的。三则自大学扩招以来,一度研究生招生比本科生还多,绝大多数不是作为研究人才培养的,过于苛责,也没有必要。当然,我也不知道,这是对学生好,还是不好。但是,平时只要学生愿意来问,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,我从来都是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。作为一个老师,我比上不足,但比下,绰绰有余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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